从1963年开始，赵连甲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创作组组长，专门抓小品、相声等节目创作，一干就是37年。春晚的小品舞台上，他既是作者又是演员，甚至还参与过审查工作。对于近两年的小品，赵连甲不愿评价，“三十年了，春晚应该有个系统化、规律化的总结出来了，不要总看得意的一面。我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舞美，声光色不光抢眼还抢台，演员演出的场地越来越小。也许，小品和相声跟不上，就是因为没跟高科技配合起来。”虽然这个判断，赵连甲自己也没那么笃定。
1989年，离大年三十儿还有一周，北京翔云楼宾馆，春晚导演赵安、张晓海、谢晓梅脸色凝重——春晚七个语言类节目被毙。中央台台长王锋让谢晓梅给赵连甲打个电话，并嘱咐谢：“（电话里）你就说王台长说了，让你来救场，他就明白了。”赵连甲匆匆赶到：“离播出还有五天，来得及吗？”“要不怎么叫你来救场嘛！”
顶着巨大压力的赵连甲，初步构思了小品《电视村》。“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农村已经富裕，北京郊区全村都有电视了，但边远山区还没有电视。当时有个说法叫‘电视村’，村长去农民家里，批评懒汉‘咱还不是电视村，得完成任务啊！’这懒汉没完成任务，就谎称自己的村是电视村，但一检查不是那回事。”小品讽刺了，台长王锋看了后拍板“就这个了”，并提出修改建议：过年了，咱别打擦边球，改改主题，就改成懒汉相亲，宣传传统美德，勤劳致富。
“参与审查的人有台长、总编室主任、文艺部主任、中心主任……他们提意见程序都是固定的，谁先谁后都不变，我们只能听。最后一个领导发言，很短，意见不超过十句话，但这十句话最起作用。头一个相声不能要，这我没意见，台长绝对有权；第二个，我再看一遍再定，也对，慎重起见；第三个，要前半部，不要后半部，这我就坐不住了。人家有著作权，那是人家的劳动啊！”赵连甲认为不错的，他们说不行；他们说好的，赵连甲认为不行，“很多时候，就看你赶上什么领导、什么班子，它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创作氛围了。真的很难受，我那时已经没意见，我谈什么都没用。给我的钱还不少，每月除了劳务费，还有奖金。提个杠杆性建议，5000元。什么叫杠杆性建议？小品缺一个主要东西，提一个点子就盘活了。也许一天我能提出两个，但我不知道我起什么作用，我不缺那点劳务费。”
赵连甲曾参与30多期《综艺大观》，这档央视最早的综艺节目，在开办十年后最终败在了栏目“开心一刻”上，“写不下去了，都是‘顺情说好话’的东西，就不开心了。所以说要人笑，必须是真实的。”赵连甲特别反感电视相声和小品中的“领掌”，“有导演就直接告诉我，效果你不用更担心，后期我们加。但是光有掌声没笑声，行家一听就知道，那是假的。”
除了掌声可以后期做出来，“哭”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小品结尾时的“升华点”。在赵连甲看来，小品表演手段总跳不出固定范围，很大程度就是受内容所限。“内容规定你必须这样说，语言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程式化，前面有几个包袱，最后一动情，就深刻了，动不了情我煽情。这里就有误解：哭是情、笑就不是情吗？笑就不存在振奋和鼓舞吗？”
